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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真相》的三位作者在论及实证主义史学之时，为实证主义史家塑造了这样的形象：满怀自信，凭着对真理的一腔热血（言下之意即谓鲁莽），无视外部条件对于人们对事实认定的影响，自信“一切知识的进步都和科学一样，要从对现象的直接观察中提出普遍法则”[玛格丽特·雅各布、林恩·亨特、乔伊斯·阿普尔比：《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页53。]、“他们强调历史学者必须从文献与文献揭露的事实入手，然后按照科学范型归纳出普遍性结论。谨慎地搜集文献，耐心研究比较，逐渐累积信息，这样就会揭示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法则。”[ 《历史的真相》，页53。]
      然而，这种说法似乎并不真确。实证主义史家对外部条件亦即时代背景之影响并不是熟视无睹的，正如书中所言的那样，他们对于17世纪以前的思想及历史写作便有极其猛烈之抨击，而抨击之目的其实便在于否定其时代。然而，他们却拥有这一种哈耶克所言的“致命的自负”，认为自己可以“克服个人偏见与当前的利害”[ 《历史的真相》，页59。]，做到完全意义上的“客观”。
      于是，在论及过去思想时，他们往往会用所谓的“时代的局限性”来概括外部条件的影响。而这种概括其实也最好地暴露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缺陷所在：什么是时代的局限性？人类所生活的每一个都是那么的完整，那样的丰富，每一个时代的人，不论幸福与否，都在时间轴线上走过了他们完满的轨迹，局限在何处？所以我们发现所谓的“时代的局限性”实质上只是后人在评价前人史事之时，强加己意于彼身，认为某些过去的事物不如当下，于是冠之以“局限”之名么？这是恰恰是以自己之时代意见评价过去一切之时代。这岂不至少说明了史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而必有一个时代加诸种种历史叙述当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