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rh's blog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坚硬而厚实得像金砖一样的文字，例如像阿乙所说的那样：“对一个习惯于写作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不写什么。”
      我会自负地说，一个将写作视作习惯的人，总能对文字有较深刻的了解，对于应当如何组织文字也能有些许见解。于是，我多少掌握着些许挑动人心的伎俩，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两三条凡客体，也可以胡诌出一两篇校内体。但我却不会写这样的文字，因为即便是我这样轻佻的写作者，也知道这些文字可以视作一时兴起的玩乐，但是若以此为习惯，却是一种可耻的表达。
      然而正如前述，我是一个轻佻的写作者。我不会写凡客体不会写校内体，但我总是经受不住一种诱惑，我总是喜欢煽情的写作。我总是喜欢将庸俗包裹在诸如“平凡”这样的概念中传达出来，外表是那样的洒脱，骨子里却俗不可耐。凡客体的可耻在于其中有一种廉价的幽默，而校内体的可耻则在于其中隐含着一种炫耀生活的意味，总是试图将复杂的世界与人事用一种取悦他人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我的写作同样隐含着足以叫自己无地自容的耻辱在其中。任何写作者，只要是卑微的，写多了便总会露馅。我的写作，总是说什么平凡、人生况味，其实内里是一种卖弄。卖弄自己有多么的洒脱，卖弄自己是怎样的沧桑，这其中的矫情与虚伪，一经想起，自己便如日本传说中的在镜中见到自己形象的蛤蟆一样，惊出了一身油脂。
      对一个好的写作者来说，写作不应该是卖弄，这里所说的卖弄，指的不仅仅是卖弄词汇量、卖弄文笔、卖弄技巧，还包括卖弄作者自己。一个熟悉写作的人应该清楚其实文字一物有着多么庞大的魔力：善用者能够通过文字影响乃至掌控读者的情感乃至思维。所以如今的我相信所谓“催人泪下”这样的词汇对一篇文字来说实在难以称得上是赞誉：人的同情是那样的廉价，仅需几个俗套的框架便能挣到。甚至对于一个严于律己的写作者来说，这些词汇可能是一种侮辱：苦心经营的文字，竟然只能换得几滴眼泪，实在不能不算是成功。正是由于文字有这样的魔力，所以一个技巧纯熟的作者能够随心所欲地在文字中构建出任何他想呈现的形象。例如，在文中一再貌似不经意地表露自己是怎样地不在乎世事变迁，以便让人以为自己是何般洒脱。这就是所谓的卖弄自己：在想象中的读者面前，用种种伎俩指着自己说：看，多好的人儿！这样的卖弄，就像阿乙说的那样，是“一种可憎的、孔雀开屏的讲述方式”。
      更好的写作，应不仅仅止步于卖弄。更好的写作，应该是一个写作者用以理解这个世界，理解人的方式；也是他试图与他人分享他所理解的人与世界的方式。无疑这是一种艰难无比的写作，无疑当下的我对此无能为力。写作此文，不过是为了指出自己是多么的可耻，并让自己无颜继续那样的写作而已。

      很久没有转载过文章了，但这篇文章写得太诚恳，也太适合我这样浮华的写作者看了。文章的作者是阿乙，在我粗浅狭窄的阅读经历中，我自以为他是现在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没有之一。甚至可能是近代中国最优秀，对文字理解最深刻的作家，同样没有之一。
      粗体字是我自作主张加粗的。
      来源：http://www.bullock.cn/blogs/ayi/archives/146385.aspx

      昨夜好像来了一点激情，赌完博之后一气写了三千字。那是关于一个丑闻的描写。然后上床睡觉，睡不着。那文字中的不妥感像癌细胞，慢慢长大，最后让我觉得百无一用。半年前我就想清楚了一个问题：“对一个习惯于写作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不写什么”。可现在我又在采取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写。我在写的时候，就像一个可耻的孔雀，轻佻、取悦，尽量在展示自己。我感到可耻。
      这可能跟这些天接受过一些采访有关系。我一辈子没接受过采访，这次四个面访的都是女子。长的都好看。因此我夸夸其谈。就好像不是对方在采访我，而是我在向对方倾诉。或者说是一种展示。有时为了让话语显得更有效果，更容易征服到对方，我会在讲述过程中修饰一些事情，使它成为便于传奇的东西，而不是事实本身。我能感觉到对方眼神里放射出的鼓励光芒，这就像一个相声演员看见台下的鼓掌。他会记得那让人鼓掌、发笑的方式，而屡次走向这一轻便的河流。他掌握了技巧。
      我掌握了怎样写会对读者形成心理暗示（或者说心理按摩）的技巧，但我远离了那神圣的书桌。远离了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些先师为之矜持的东西。我感到自己下贱不堪。因此我在失眠当中决定停止继续写这篇不妥的文章。
      ——不是它的内容不妥。
      ——而是一种可憎的、孔雀开屏的讲述方式不妥。

      我决定将这个线索留着，如果我焦躁不堪，最近也许会重写。但是我决定站在那主人公身边，体察他那恐惧的内心，而不是将他拎出来，作为一个取悦于他人的礼物。我想让他变得不那么远离。
      我写了很多个故事、很多篇小说，但是能让我感到像石头一样扎实的只有几篇。剩下的带给自己的是耻辱。我写过三个怪异的故事，《火星》、《狐仙》、《春天》，它们都是在内心献给人的，采用的是蛊惑对方的方式，因此它们轻佻。《巴赫》几乎是最痛恨的东西，因为在这个题材里，这种写法几乎是所有方式里最愚蠢的一种，我当时走的是阿里桑德罗-巴里科的路线，我给主人公起的名字叫巴礼柯。而这个意大利作家除开能带给人一种小资般的廉价忧伤，什么也不能带来。
      我无法原谅像《两生》、《翡翠椅子》这样的作品。它们油滑。不堪一击。
      有一天我读了余华的《兄弟》，感到对这个作家的迷信动摇。这部作品砸伤的不是自己，还有他此前所有的作品。我开始看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里暗藏的投降之河。与其说是余华在宣扬一种老庄的生活忍耐力与超脱感，不如说是他在寻找一种蛊惑读者的方式。甚至这堕落还直接撼动了他在成大名之前写的《现实一种》。《现》是一部神作，但是最后一段纯属狗尾续貂，那油滑、乖张而卖弄的描写表现了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的恋恋不舍。他没有刹住这个车，也许他以后一直也没刹住这个车，他一路滑向那些对一个读者来说比较好但是对作者来说是耻辱的境地。
      因此，我看到的余华之河，是一条堕落之河，他逐渐取消了自己的神圣。

      我要学会去维护那神圣感。可能以后不要老没事就在文字里自嘲。或者说是为了达到某一种效果而背叛自己。是则是，非则是，努力甩开那些隐藏读者对自己的影响。他们从来都是好发言、瞎指挥。他们会经常对我这样一个基本阴暗定性的作者提出无理要求：你怎么就不能写点温暖的东西呢？
      他们总是用一种无形的、群体的力量控制着作者的大脑。我想做那个潘家园的卖书人。有一天我在潘家园碰见一个卖旧书的，当我挑好一本书，将钱抛下去时，他捡起来，将找的钱爷抛下来。让我去捡。我当然可以不买他的书。但是我在想，为什么我就比对方多一点权力呢？我付费，他付书。无非是对等交换。他没必要躬下身子来给你掸掸灰尘。

      我在努力克制心中这个群体的影子。我不教给别人什么，也不想别人教给我什么。重要的是不写什么，而不是写什么。重要的是克制，是做减法，去除那些花枝招展的东西，保留人的基本含义，而不是四处兜售一个正确的自己，一个在道德和智慧上所向披靡的自己。重要的不是诺兰、博尔赫斯，而是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魔术师。
      重要的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大多数作品最终会下沉到一无所有。因此不去维护它，不去建立自尊。也不必为此接受别人的礼赞。

      四年之前我立誓写《猫和老鼠》，浪荡很久后终于用半年写完它。现在我立誓去写张文祥。我希望有一天这个愿望成为不可排解的愿望，迫使我交出去一年。

      天冷了之后，在楼梯抽烟的体验直线下降，整个身子瑟瑟发抖，感觉只有口中那口烟是温暖的。心想，靠，这是南方啊，怎么好意思这么冷啊，搞得都像要把烟给冷灭了。然后又想，这是温暖而百感交集的历程啊，靠，这就是人生啊。

      我总疑心在今天这个世代中的烟民或多或少都是些心事重重而郁郁寡欢的家伙。粤语里头有句话：“今时唔同往日。”意思是说时移世易，换了世代了。往日亨弗莱·鲍嘉在电影里头一抽烟，女观众就得抽搐。换到如今，要是德普抽烟了，估计是皱眉头的居多吧。在我尚很幼齿的时候，抽烟还是一个男生在女生面前装成熟的有效方式，如今，却已成为广大女同胞的唾弃对象了。当然这在不同地区表现程度有不同，但是抽烟被嫌弃这种观念确实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抽烟有害健康，其实伴随其中的，更有一种污民化的进程在其中。
      社会有着其伟力，让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习惯性地往一个方向上思考：吸烟有害健康啊，还抽来干嘛呢。这句话貌似很正确，因为只要不是傻子，都不会相信烟草公司的鬼话，都知道抽烟有害健康。但问题是这句话假设了一个前提：人活在世上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保持健康。其实人生有着种种内容，健康不过是其中一种。人活世上，也是在时时刻刻地做着选择：选择闲暇不选择“成功”，选择相依不选择自在，选择冒险不选择戴套。抽烟，只是不选择让自己健康而已，如果是一个人逍遥自在，不会累及他人的话，旁人又何必要投来异样的眼光呢。
      其实对瘾君子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一个瘾君子无亲无故却又家财万贯，只是躲到家中偷偷快活，怎么抽都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话，那我们又有什么权力给他贴上败类的标签呢？需要的，其实恐怕是多一份宽容与理解吧。
      扯远了，说回烟民。抽烟这种行为之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外延，烟民又不仅仅是在选择不健康，也不仅仅是在选择那一口尼古丁的快活。所以我才会说，在这个世代中的烟民或多或少都是些心事重重而郁郁寡欢的家伙。一个家伙在抽烟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在试图跟这个世界、跟周围人、跟自己倾诉、表明一些态度。一个光棍在抽烟，那么他也许是想告诉大家他很寂寞，或者至少是在给自己排遣愁怀；情侣吵架了，在静默之时有人会点燃一根烟，那他不仅仅是因为烟瘾上来了，而是在说：不要这么烦好不好？那些在商场的男厕中偷偷抽烟的中年大叔，与同道中人相视一笑，便知道了：婆娘很烦。
       烟的作用似乎不大又似乎很大。对一个中年大叔来说，老板很狗屎，工作很操蛋，婆娘很麻烦；对一个粉嫩嫩的大学生来说，老师很偷懒，作业很绝望，女友很不懂事；对一个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来说，同侪很狭隘，执政很愚蠢，时局很艰难，对他们来说，感官享受再怎样强烈都不可能有神仙之感。所以，“每日一支烟，快活似神仙”似乎不过是一句虚妄的话。但是，关键却在于，在抽烟的时候，他们会知道，在这根烟尚在明灭之时，他能够将生活中那些狗屎垃圾事暂且抛诸脑后，只是让一股青烟渗入心肺，将这一段时间全部留给那一丝微弱的快感，毕竟，他是在抽烟，还能有其他大不了的事情么：快活似神仙是假的，抽离人世却是真的。
      不过话说回来，生活总是愁苦的。遣怀之道，却不止一种。如果没什么非抽不可的理由，那不如戒了吧？毕竟，上面说的话，到头来不过是几番胡扯，吸烟有害健康，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说了这么多，竟是在劝自己戒烟了。

      《历史的真相》的三位作者在论及实证主义史学之时，为实证主义史家塑造了这样的形象：满怀自信，凭着对真理的一腔热血（言下之意即谓鲁莽），无视外部条件对于人们对事实认定的影响，自信“一切知识的进步都和科学一样，要从对现象的直接观察中提出普遍法则”[玛格丽特·雅各布、林恩·亨特、乔伊斯·阿普尔比：《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页53。]、“他们强调历史学者必须从文献与文献揭露的事实入手，然后按照科学范型归纳出普遍性结论。谨慎地搜集文献，耐心研究比较，逐渐累积信息，这样就会揭示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法则。”[ 《历史的真相》，页53。]
      然而，这种说法似乎并不真确。实证主义史家对外部条件亦即时代背景之影响并不是熟视无睹的，正如书中所言的那样，他们对于17世纪以前的思想及历史写作便有极其猛烈之抨击，而抨击之目的其实便在于否定其时代。然而，他们却拥有这一种哈耶克所言的“致命的自负”，认为自己可以“克服个人偏见与当前的利害”[ 《历史的真相》，页59。]，做到完全意义上的“客观”。
      于是，在论及过去思想时，他们往往会用所谓的“时代的局限性”来概括外部条件的影响。而这种概括其实也最好地暴露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缺陷所在：什么是时代的局限性？人类所生活的每一个都是那么的完整，那样的丰富，每一个时代的人，不论幸福与否，都在时间轴线上走过了他们完满的轨迹，局限在何处？所以我们发现所谓的“时代的局限性”实质上只是后人在评价前人史事之时，强加己意于彼身，认为某些过去的事物不如当下，于是冠之以“局限”之名么？这是恰恰是以自己之时代意见评价过去一切之时代。这岂不至少说明了史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而必有一个时代加诸种种历史叙述当中么？

      在今日之中国，渐渐地竟有了一种模式，但凡提到五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总会回顾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受到怎样的批斗与迫害，他们又是怎样地宁折不弯，最后总结他们的品行是怎样的山高水长。这些回顾往往是建立在一种善恶二元对立的叙事之下的。我们往往会简单地将文革看成是坏人迫害好人，好人不得好死的历史悲剧。在这样的叙事下，我们便能出于简单的道德义愤指斥坏人，哀怜好人，然后感叹一声：“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
      这样的故事确实能让人更加轻松，毕竟道德义愤从来都是最不废脑力的事情。然而尤足可叹的是，这些回顾、这些叙事往往不堪细看。事实上，今天多少文史界的头面人物，当年却是批林批孔的得力干将；今天多少指斥文革泯灭人性的国学大师，当年却是造反派的坚决拥护者。
      改革开放后曾历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学勤先生，在文革中却也曾参与到污蔑与批斗陈梦家与顾颉刚等人的运动中。同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却也无谓列举，逐个列举他们的过错，在当下已无太大的意义。伤痕已经划出，过错已经铸成，死者已经往生，追究的意义，或许也只在于抚慰受害者的心灵而已。而如我辈后生，又有什么权力去指责他们在我所完全难以理解的处境下犯下的错误呢？今天追寻往事，不过是为了明了那个时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悲哀到底是怎样的悲哀而已。
      李学勤在忆及他在反右与文革中的作为时，如此辩解道：“不只是外国人难以了解，年轻的中国人一样难以了解。那时候有种压力迫使我们写那样的东西。考古研究所要我写的，我很年轻，无法拒绝。你会注意到我避免说任何政治的事。我从未用‘右派’或任何那样的字眼，而且我把所有的批判只写成一句，在最后那一句。”[ 彼得·海勒斯：《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卢秋莹译，台北：久周出版，2007年，第423页。]
      所以那个时代的悲哀，并不是好人零落，奸人得志；而是李学勤所说的那种“压力”，在那种压力下的人们，若要生存，则或多或少都要作恶，能选择的，竟只有多作恶还是少作恶。于是我们发现，那个时代的悲哀，其实是人之不能为人的悲哀。法律无用，道德无能，就连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也都荡然无存，就连被称作社会的大脑与良心的知识分子，也只能不断地相互攻讦、批斗、告密，以保证自己不会是被搞垮搞臭的一个。
      于是，透过三十余年的迷雾，我们看到的，不是正邪势不两立並且最终邪不能胜正的脸谱戏，而是在时代的巨幕下，一个个仿如扯线木偶般不由自己的复杂背影。或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能完全免于责难；或许，他们也会狭隘、自私，甚至卑鄙、阴险，设想过报复他人。然而，悲哀之处就在于，这么一个时代，会使他们全都难逃责难，会让他们在革命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狭隘、自私、卑鄙、阴险，甚至以此为荣。
     在叙述一个时代的时候，语言总是苍白的。我辈后生，在一个时代的悲凉之前，也总是那般无力、无助，除却一声叹息，也只能时时提醒自己，那个癫狂的时代，距今尚不过三十余年。——言烦语絮，亦以律己而已。